正文

　　對歷史的所有思考，都要求概括；而對中國歷史進行思考、概括卻成了一個特殊問題?！爸袊币辉~事實上是現代語言中概括范圍最廣泛的一個概念。這個詞指的是一個生息之地極其廣袤、歷史記錄最為悠久的最大的人類群體——在這幾個方面，中國是無與倫比的。只要想想“中國”或“中國人”，就會形成一個高度概括的概念（無論從人口、年代或從土地面積來看都是這樣），其概括程度之高，在其他歷史領域中幾乎是不能企及的。自米諾斯時代以來的歐洲是一個較小的政治實體。我們對歐洲的知識較多，對中國則相對地無知；如果竟因此說歐洲的歷史要比中國還復雜，那就未免自以為是了。直到近代之前，中國的歷史記述要更為廣泛。也許，中國比歐洲更為強烈的統一意識產生了比歐洲更高的一致性，也許部分是由于中國傳統歷史學家首先關注社會秩序、國家及其統治階級，因而造成了這種錯覺。

　　無論屬于哪一種情況，為了在某種程度上向當代各個民族展示昔日的中國的形象，人們正在對業已高度概括的中國歷史記錄進行研究，以尋求對歷史事實的種種綜合歸納和統一的觀點。這個工作是迫切需要的，但難度很大：公眾既需要了解歷史的概貌，往往同時又尋求預定的結論，期望著據以或則揪出壞蛋，加以聲討；或則確認罪責，為之惋惜；或則為某些學說辯誣，重新加以肯定。

　　這就意味著，研究中國歷史學家對本國史所作出的種種貢獻，必須較平常更加細致，而對外人所寫的中國史，尤其要詳加考察。例如，西方的近代中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國與中國的關系史，這是外國人特別容易研究的近代中國的一個方面。自然，自1840年（或者說自1514年）以來，外國對中國的多方面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甚至，以鴉片戰爭這場外國入侵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都已成為習慣。但是，所有這些外來影響只形成中國人民日常生活環境的一小部分，而四周的風土人情和遺傳下來的生活方式在這一環境中仍居統治地位，而且變化緩慢。那么，外國勢力對十九世紀中國的影響會不會日益顯得不那么大了呢？是會這樣的，但不是由于這些影響本身的規?；蛑匾杂兴鶞p小和削弱，而是因為關于中國本土的經歷的知識日積月累，致使它們相形見絀罷了。

　　本書上卷因此不是始于外國商業的入侵和鴉片戰爭，而是從北京著眼，即從十九世紀初期清帝國在中國和亞洲腹地的典章制度開始。接著便講述十九世紀上半葉北京在行政管理和社會秩序方面日益增長的國內問題。在對太平天國和捻軍的叛亂以及對歷盡艱險、來之不易的同治中興的論述中，還可以看到內部失調以及復蘇的跡象。中國的經濟，乃至中國的軍事體制，都顯示了一個雖然古老、但卻遠遠沒有停滯的社會內部的活力。面對著這種種史無前例的壓力，千千萬萬的男男女女知道怎樣奮斗求存。到了王朝的末期，滿洲人在亞洲腹地建立的這個帝國在十八世紀期間的文治武功，顯然已為漢族人民從中國本部向滿洲、蒙古、新疆和東部西藏這片廣大的邊境地區的擴張打下了基礎——這一長期的大規模移民運動，乃是早在十八世紀就已開始的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的結果。

　　廣州貿易——一條有來有往的渠道——的興起不過是漢族在人數、移民、貿易乃至投資方面的巨大擴張最著名的一例。中國人的這部分擴張活動早已在海外發生，與歐洲人的擴張活動并駕齊驅。它發生在清帝國的疆域以外，參與其事的是中國沿海的人民，從而形成了一個次要的傳統，其歷史之長，大約為在官方歷史上居統治地位的大陸官僚帝國的主要傳統的一半。以帆船從廈門和廣州到東南亞（南洋）進行貿易，這種航海事業的開始大大早于歐洲殖民列強到達同一地區的時間。只要回顧一下蒙古人接收南宋海軍、蒙古人在1292年遠征爪哇、早期的明朝在1405—1433年橫跨印度洋的遠航等等事實，就可想象這種情況的一般了。誠然，蒙古勢力于十五世紀四十年代再次崛起，使明朝無暇南顧，而另一個實行海禁的亞洲內陸型帝國——清王朝又取代了明朝，這樣，中國皇帝對沿海一帶的領導權于是告終。但事實仍然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和法國的東南亞殖民地統治者，仍然愈來愈依靠中國的商人和經紀人經營零售業和履行特許專賣戶或小包稅人的職能。華僑成了歐洲殖民地的一個特殊的中間階級；同樣地，他們也成了暹羅統治者所不可或缺的人物。在暹羅，某個華僑便建立了卻克里王朝，它直到今天還在曼谷進行統治。中國海上的航海家和企業家盡管得不到北京的賞識，有時甚至還受到申斥，但他們仍然這樣地參加了東南亞的近代初期的商業革命以及從而導致的殖民主義活動。

　　當這一日益加速增長的國際貿易終于通過廣州南面的虎門而打開了進入中國的道路時，或者進行合法貿易、或者進行鴉片貿易的廣州、汕頭和廈門的商人們就成了日后擴大國際接觸的原動力。盡管外文的商業資料過多而中文的商業材料目前尚少，我們仍可以知道，中國的對外貿易顯然是一種中外合營的企業：事實上，通商口岸一旦開放，洋行的買辦便經營著大部分貿易，既從通商口岸入口，也通過通商口岸出口。不管外國僑民怎樣考慮他們的主權、他們的條約權利或者他們的炮艦火力，香港、上海及其他貿易地點都是中國人的城市。既可以說中國人參與了外國人對中國的開發，也可以說外國人參與了中國對它自身的商業開發——這兩種說法幾乎同樣符合事實。東印度公司的大宗廣州茶葉貿易從1784年到1834年前后增長迅速，而茶葉歸根到底是來自中國。與遠在新疆和滿洲的中國農民和商人一起，沿海中國的航海者和企業家表現了中國人民的活力；鑒于他們幾乎沒有得到本國政府的什么幫助，他們的表現就更加突出了。

　　如果說對外貿易是中外人士都積極參加的一種雙邊活動，那么，還有一種考慮可據以評價外國對晚清歷史的影響：在十九世紀期間，在幾乎所有各個民族的經驗中，對外交往越來越顯得重要了。與十九世紀中葉以后乘外國船只飄洋過海的小規模華僑移民相比較，大批歐洲移民到新大陸的時間要早得多。對英國公眾來說，鴉片戰爭在戰略上不如第一次阿富汗戰爭那么關系重大，義和團之亂也不過是英布戰爭長期磨難中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就大多數民族而言，工業化來自國外；許多方面的變化的重心被認為是在本國以外。國際的科學和技術，如同國際的政治和貿易那樣，越來越對世界社會的全部生活作出貢獻。從這個觀點看來，外部影響對晚清的歷史起了空前重大的作用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

　　現在，中國進入了世界社會，這給本身就深深地受到外國影響的種種歷史事實的闡述提供了依據。這些闡述把中國的經驗與其他民族的經驗聯系起來。首先用“帝國主義”的概念，其次用“現代化”的概念來聯系。其辦法是通過類比，即設法在中國尋求普遍見之于其他各地的現象。

　　帝國主義和現代化二詞都幾乎屬于超歷史的范圍。歷史學家真要使用它們，就需要加以精確的界說和具體的例證。一般地說，帝國主義指外國的主動行動，現代化則是國內的進程。在經濟方面，帝國主義還沒有達到使中國殖民地化的地步。還沒有出現外國人只是為了出口貿易而發展的種植業經濟。即令是工業棉紡織品的輸入——馬克思主義經典所歸咎的禍根——也并未摧毀中國的手工織布的生產；手工織布業由于有了價格較廉的機制棉紗而得以延續到二十世紀的第二個二十五年，因為農戶中不如此就無活可干的成員就是用這種棉紗來織布的（織布所入不足以■口，但仍可以增加他們微薄的家庭收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約還有百分之七十的棉布出自手工織機。這一事實表明中國人的家庭仍然多么需要利用它們的無業勞動力。手工織布固然是貧困的標志?？墒?，從遏制工業棉布的壟斷這一點看，它也表明整個中華民族怎樣躲過了淪為外國商品的廣大市場（香煙和照明煤油例外）的厄運，而躲過的原因恰恰是因為太窮。這個例子可以提醒我們，關于與外國帝國主義者發生關系時的晚清中國國內的各方面情況，我們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了解。

　　帝國主義引起的心理影響雖然是緩慢地積累而成，卻是灼然可見的。帝國主義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一個主題，在思想和心理方面愈到后來便愈顯得重要，因為它誘發了民族主義的興起；但是這個主題在計量經濟學的領域中卻未能占這么大的份量。中國人關于受外國剝削的觀念已經比剝削本身更為廣泛和更加容易地形之筆墨，載諸文獻。外國人咄咄逼人地維護特權，作為主要大事記入了歷史，而在這個方面，傳教士是可以與[外國]商人一爭高低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和炮艦外交、條約權利與外國人的存在，當時盡人皆知無人不曉，今天也仍然是歷史遺產的一部分，人們記憶猶新。

　　后來的局外人的一種觀點——即關于現代化的觀點——在應用到中國時，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羅了主要為近代西方所發展的各種社會學科的思想而受到損害。社會科學力求客觀，不受先入之見的束縛，但這種努力卻可能因它們是西方文化的產品而大受影響。如果是這樣，它應該是一個暫時的問題，將會隨著世界性文化的成長而消失。更為嚴重的問題在于現代化一詞所固有的高度概括性。我們認為現代化一詞是對各種進步思潮的概括，這在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包括歷史在內——都有具體的例證?，F時代的各方面都在普遍成長，給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領域帶來了復雜性、變化和發展。但是，上述每一領域內的現代化進程都是用各該學科的術語加以界說的。要斷定有一個單一的原則全面地適用于每一個領域，這就是進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這樣做在邏輯上可能是令人滿意的，但歷史資料既然如此混亂，這就不易辦到。把形容詞“現代的”升級而成為“現代化”這一抽象的統一體，真能提高我們的理解嗎？這個術語有可能成為一只方便的籃子，象“生活”這個字眼那樣，用來盛放許許多多基本上不知其為何物的東西、未經譯釋的信息和沒有解答的玄理。和任何術語一樣，這個術語一旦被具體化為一種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

　　隨著當代對于中國歷史的研究和著作的不斷增加和發展，我們應當可以指望，人們對那種為一個新的學術領域提供初步結構的無所不包的概括的要求總會減少了吧。晚清時代的具體經驗和思想意識應該成為主要的課題，我們這一卷書的許多部分就是照此辦理的。雖然文學和藝術令人遺憾地不屬于這一卷范圍，但哲學和政治思想這方面的歷史卻使我們大長見識，從而可以洞察當時發生了什么事情，又是怎樣發生的?？傊?，晚清對西方的反應現在開始顯得只是一個次要的主題；主要的過程乃是在新條件——包括西方的影響——下中國繼續對它的過去所作的反應。一句話，刺激就在你發現它所存在之處，有刺激就會有反應，否則就根本不成其為刺激。

　　例如，經大運河運送漕糧以供應北京的制度日漸敗壞，這使得政府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作出恢復沿山東向北京海運公糧的努力，這是講求實際的行政官員們在經世學派傳統主張范圍內實行的一項制度興革。但只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才采用輪船來解決這個問題。同樣地，自強運動的理論基礎——即借西洋技術以保衛中國——可以被看做是傳統的經世論在新形勢下的應用。只是在經過許多災禍之后的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進化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才被夾帶而納入儒家的意識，當作維新運動的必要綱領。最后，改革家的斗爭主要不是直接反對帝國主義，而是反對那些使帝國主義得以實現其野心的中國的傳統。清末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一句古老的儒家格言：“茍齊其家，其誰敢侮之？”中國的力量必定來自內部。對于以古代經典培養出來的學者來說，鼓舞他們寄希望于中國的未來的主要力量仍然來自它的過去。對于研究晚清史的當代歷史學家來說，這就使得理解中國偉大的傳統如同理解十九世紀一樣重要。我們必須知道孫中山之前的一代代中國人頭腦里想的確實是什么，這是什么東西也不能代替的。

　　芮瑪麗（1917—1970年）通過她的學生和朋友以及在兩本分別探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二十世紀頭十年——即本卷的起訖兩個時期——的書中，留下了她對晚期中華帝國史的研究成果。從哈佛大學1952年博士論文發展而來的《同治中興》一書全面地分析了有清一代的問題和政策——這一工作不僅在她以前，而且在她以后都很少有人進行。根據她1965年組織并主持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的成果編輯而成的《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一書，是第一部全面論述這個問題的研究著作，它匯集了六、七個國家的現代學術研究的成果。芮瑪麗從1945到1959年為斯坦福大學的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建立了中文圖書館；從1959年直至她不幸逝世以前她擔任耶魯大學的歷史教授?！秳蛑袊贰繁揪砗芏嗟胤降昧τ谒`路藍縷之功，我們特將本書奉獻給她，以志永念。

　　費正清、劉廣京識

　　197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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