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清政府的主要改革之一就是要整編腐化墮落的舊式軍隊和建立一支強大的新式軍隊。正規軍隊由八旗和綠營組成，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尤其是綠營軍已無甚戰斗力了。結果，政府不得不臨時招募軍隊以對付起義和抗御外國；這種權宜措施現已成為正規的辦法了（參看上卷第六章和第九章，以及本卷第四章）。在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后，有些新軍被遣散，但它們大部分被保存下來，最初被稱作“勇營”，后來被稱作“防營”。（幾年來軍隊的名目層出不窮，甚至比軍隊本身增長得還要快。）然而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證明它們已腐敗無能，不再有戰斗力了。

　　1895年中國的戰敗，使清朝清醒地認識到非常需要訓練有素和具有西方裝備的軍隊。結果，繼李鴻章之后統率北洋軍隊的袁世凱在華北著手組織一支“新建陸軍”，張之洞也在長江地區組織了他的“自強軍”。兩支軍隊都是洋式的。義和團事件的經驗進一步表明需要這樣的軍隊。［1］

　　因此，在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撫改建各該省兵制。與此同時，政府取消了舊式武舉，而在各省創辦武備學堂。它們的畢業生就被任命為新軍的軍官。同時在1901年，決定取消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綠營和半正規的防勇。然而，除非建立有效的中央控制，否則就不可能建立一支擁有西式裝備和受過西式訓練的軍隊（這種軍隊稱作新軍）。不然的話，各省新軍只會加強各省督撫的力量而威脅中央政府。因此在1903年，政府在北京設立練兵處，作為在全帝國招募和訓練新軍的中央機構。這樣做的目的，是企圖由中央控制各省已招募和訓練的新軍。1904年，政府決定改建整個兵制，并把新軍建成三十六鎮，歸練兵處控制。為了為新軍訓練軍官，政府決定派遣學生到日本士官學校留學，并建立一種軍事學堂的制度，它將從開辦初級軍事學堂開始，直到成立武備學堂為止。

　　新軍共三十六個鎮，每鎮有官兵12，500人，總數將有450，000人，組成常備軍。除此之外，還組成了第一次征用的續備軍和第二次征用的后備軍。常備軍的服役期為三年，三年后其士兵遣散回籍，并再接受三年非經常性的訓練和少量津貼。這些士兵就成為續備軍。然后又成為后備軍，接著再服役四年，并接受更少的訓練和更少的津貼。后備軍服役期滿后，士兵將恢復平民身分，不再履行軍事方面的義務。［2］

　　征兵被看作理想的辦法，但暫時還是決定在自愿的基礎上征募士兵。同時，準許當兵的資格也被規定得比較嚴格。從前，任何志愿服役者，不問其經歷、家庭出身、職業或年齡，都可以當兵。而現在只有二十歲到二十五歲、身體健康、在本省居住和有家的人，才有資格當兵。有鴉片煙癮的人和那些屢次觸犯刑律的人一概不準入伍。通過對三十六鎮新軍規定這些征兵標準，代表中央政府的練兵處力圖對新軍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當時的其他兵種仍歸兵部節制。因此，在1906年政府改組時，兵部與練兵處合并成為陸軍部，由它統率帝國的全部陸軍。

　　滿洲人鐵良被任命為陸軍部尚書，另兩位滿人被任命為左右侍郎。這樣，陸軍完全歸滿人統率。在這次改革之后不久，陸軍部立即合并了袁世凱手下的北洋軍四個鎮，只給他留下了兩個鎮（第二和第四鎮）。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軍隊是前所未有之舉。陸軍部這時統率了帝國最強的北洋軍六個鎮中的四個鎮，這也是劃時代的事件。［3］

　　清政府在這一成就的鼓舞下，推行了一種把全部軍隊控制在滿人手中的政策。1907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和直隸總督袁世凱被調到北京任軍機大臣。軍機大臣的職位當然要高于總督，但是他們的提升意味著他們不再能直接統兵。這兩個統率最強大的帝國軍隊的人，就這樣明升暗降地被剝奪了權力。［4］ 最后，在1910年，北洋軍隊全部六個鎮都被置于陸軍部的直接統馭之下。

　　1908年光緒帝薨，年幼的宣統帝（溥儀）登極，而其父醇親王第二（載灃）成了攝政王和朝廷上最有權勢的人物。醇親王一就職就建立起一支新的宮廷衛隊禁衛軍，并委托他的兄弟載濤和另外兩個滿人毓朗和鐵良進行訓練。1909年，詔書宣布皇帝是海陸軍的最高統帥，由于皇帝尚在沖齡，醇親王就對軍隊行使最高統帥權。

　　在這同時，海軍也建立起來，還準備開始把軍事管理與軍事指揮分開。1910年建立了海軍處，1911年設立軍諮府（不屬陸軍部）。醇親王委派他的弟弟載勛任海軍處大臣；他的另一個弟弟載濤為軍諮使。這樣，醇親王就把帝國的全部軍事力量掌握在他自己和他的親兄弟之手。［5］ 用這種方法，清朝先把軍事力量置于滿人手中，其后到宣統時期又置于皇室宗族之手。

　　可是清朝統治者在軍事改革剛一開始，就已經計劃重新訓練八旗兵，而且還訓練宗人和滿洲貴族作為軍官。1903年，政府命令袁世凱和鐵良在北京訓練旗人。這支軍隊后來成為新軍的第一鎮。又在1903年建立了陸軍貴胄學堂，以便把王公貴族及滿洲高級官員的子弟訓練成為軍官。1908年，為了同樣目的設立了一所海軍貴胄學堂。與此同時，政府派遣一些王公貴族去日本和歐洲考察他們的軍事設施，并派遣他們的子弟去那些國家學習軍事科學。

　　在晚清時期，八旗兵已與綠營兵一樣腐敗無能。由于很多滿人以當旗兵為生，政府并不削減旗軍。但在另一方面，因為綠營軍由漢人組成，所以很早就計劃予以裁減。到1901年，綠營軍擬裁減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到1906年，擬改編成巡警；然而這些計劃并未完成。1907年，決定把綠營軍改編為巡防營：在和平時期，他們的任務是擒拿盜匪以維持治安；在戰時，他們被動員作為新軍的輔助力量。［6］

　　軍事改革計劃的進行已如上述。但是歸根到底，清政府是否可能建立一支既強大而同時又忠于清帝的軍隊呢？這確實是一個與教育問題非常相似的問題。軍事改革遇到很多困難。首先，在中國，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好男不當兵，而那些臨時被征募的兵通常又是破產的農民或流浪分子。由于這種原因，在招募新軍時，就不可能照章辦事，即不許吸鴉片者和犯罪有案可查的人當兵，也不能只限于招募有家的當地居民。這種理想主義的規章不可避免地被束之高閣；事實上，被遣散的綠營兵、鄉勇以及破產的農民和流浪者紛紛參加了新軍。

　　其次，軍隊建設很花錢，而清政府并無足夠的錢財。政府必須依靠各省巡撫的財政支持。但是當北京企圖集中軍隊的統率權時，各省巡撫卻不愿與它合作。實力派地方總督象張之洞和袁世凱等還在增加歸他們指揮的軍事力量。結果政府對他們很惱火，終于剝奪了他們的兵權。但與此同時，勢力較小的巡撫們雖然不能象張之洞或袁世凱那樣行事，但仍然能夠妨礙新軍的建設。結果在辛亥革命爆發時，清政府并沒有它所計劃的三十六個鎮，而只有二十個鎮。而且，反對政府軍事改革的并不僅僅是漢族巡撫。甚至陸軍部尚書滿人鐵良，最后在1910年也辭掉了陸軍部職務。為了削弱漢族官員的勢力，他一直在進行有力的斗爭，但他的辭職卻是因為他不能遵循醇親王以皇室宗族為中心的路線。甚至在滿洲官員之中也蔓延著不滿情緒。

　　然而，新軍對改變中國人對軍隊的傳統觀念有很大影響。民族主義約在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時產生，通過義和團事件的經歷以及俄國占領滿洲和日本戰勝俄國等大事而更形活躍。在這種背景下，政府才把軍職官員的官品提到與文職官員一樣，才創辦了軍官學堂，并派遣學生到日本進行軍事訓練，而皇帝則成為帝國全部武裝力量的統帥。結果，普遍鄙視軍人的傾向消失了，甚至在紳士隊伍中也有志愿去當軍官的人，在以前他們是根本不會想到這種可能性的。這是一種很大的變化。人民對軍官態度的轉變，自然也改變了他們對軍隊的態度。在新制度中，作為一名軍官，強健的身體和軍事技術已經不夠用了，他還必須擁有相當的學識。候補軍官被派遣留學日本，但他們在那里卻被革命思想所鼓舞。征募紳士當軍官，同時又從本地居民中征募士兵，這樣就使得各省的軍隊與各省督撫一樣，都反對把軍隊集中到中央。［7］ 結果，當辛亥革命爆發時，革命事實上是由新軍發動的，而且大部分新軍站在革命者一邊。支持清政府的軍隊主要是由綠營軍改編的巡防營。

　?。?］ 關于開始于1901年的軍隊的改革，參看鮑威爾：《1895—1912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4—7章；麥金農：《袁世凱在天津和北京：他的力量的源泉與組織》（加利福尼亞大學，1971年博士論文）。關于1895—1901年時期軍事改革的重要背景材料，參看劉鳳翰的兩部專著，《新建陸軍》和《武衛軍》。

　?。?］ 參看麥金農：《北洋軍、袁世凱與近代中國軍閥割據的起因》，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423頁。

　?。?］ 參看麥金農：《袁世凱在天津和北京》，第106—119頁。

　?。?］ 參看貝斯：《1895—1905年的張之洞與新時期的爭執問題》，第189—197頁。參考書目該書所列時期為“1895—1909年”?！g者

　?。?］ 包遵彭：《中國海軍史》，第519—520頁。

　?。?］ 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47—249頁。

　?。?］ 參看波多野善大：《新軍》，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第365—3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