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獎勵和法規一樣，都是由北京頒發和公布的。頒發獎勵屬于中央政府的職責范圍。它們促使地方商人更加了解北京，并且使北京更有力地指導國家經濟政策。有鑒于在1900年以前中央政府沒有訂出新制度措施領導工業發展，所以此后北京千方百計想用建立新制度和開展新項目來抵消各省的優勢。

　　地方對工業發展的指導是在固有的限制之下勉力進行的。第一，各省官員通常要輪換。工業提倡者的努力常常被繼任人所否定。第二，雖然中央政府沒有用財政的力量幫助它自己所有的大工業，它仍然保留著核準各省分配財政收入的權力。不過一經中央政府核準，實際支出和由于這些支出而需要的一切贊助都是在省級領導人權力之下安排的。這就分散了中央和省政府之間的權力，從而不可能按照國家的輕重緩急使工業能夠井然有序地發展。但另一方面，由于清朝末年北京各部員司的品質愈來愈壞，所以北京各部的工作不見得比各省做得更好。

　　京師新設的各部

　　適用于商人和公司的不完善的商業法規，是中央官僚機構進行基本改革的產物。改革首先是精簡傳統的六部，增設了一些新的部（見第七章）。其次是在思想上確立了新的任務，即要增加新的管理領域和樹立中央政府的權威。因此，在工商業方面北京組織了一個新的部，各省下設分署，并且鼓勵商人組織商會。

　　自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關于商部的概念已由著名商埠的商人如鄭觀應等播諸文章，但大約到1902年盛宣懷對它發生興趣時才予以認真考慮。盛宣懷對此事的關心反映出，他不僅理解現代的經濟需要國家的指導，而且還因為他和各省工業領導人的關系并不那么融洽。雖然盛宣懷在擔任幾個大公司的官方督辦時頗有成就，但他的官階一向不夠高，所以他無論是在各省或是在北京都沒有獨立的權力基礎。他在李鴻章手下開始他的官宦生涯，而在1895年以后李鴻章失勢的時候，張之洞成為他的新的庇護人。但是，張之洞寧愿躬親監管他的工業項目，所以他的庇護往往不足恃。1902年，盛宣懷任宗人府丞和會辦商約大臣，這是中央政府的一個中等官員。他建議設立一個新的部來指導工業和貿易事務。

　　盛宣懷的建議恰好和兩個滿族親王的類似意見相吻合。醇親王二世（清帝的異母兄弟）和慶親王的兒子載振兩人剛剛分別從海外旅游歸國，顯然因受到華僑商人的熱烈招待而深受感動。雖然軍機大臣榮祿帶頭提出過一些反對意見，但是當他在1903年4月去世的時候反對意見便漸趨消失。五個月以后商部正式宣告成立。［1］

　　新成立的商部在開始時工作熱情很高。它在官方地位上高于傳統的六部，僅次于外務部。它擁有廣泛的管轄權，并且受權接管所有已由傳統各部和機構建立起來的重大工商業計劃。它還計劃在各省建立直接對它負責的商務局。商部尚書是載振。他的父親慶親王為新成立的財政處起草一個全面改革國家財政的方案。甚至傳說慶親王意欲將這個有權力的財政處置于新的商部之下。報紙報道，北京書肆內關于工業和國際商業的書一售而空；官僚把這些書全部買去，準備自己參加新商部錄用人員的考試。

　　但是商部的存在沒有能滿足這些期望。矛盾發生了，它未能促使其他各部和機構放棄它們的管轄權限。例如，欽命的商務、商約和鐵路等官署都一如既往地進行工作，完全獨立于新成立的商部。［2］ 同時，商部的財政經費也少得可憐；它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償付庚子賠款之前的海關存款的利息。由于存款利率以及大部分存款存在銀行的時間長短每年不同，因而商部花在擬訂新的經費方案上的時間比花在擬訂新的工業計劃上的時間要多。［3］ 不過，商部失敗的最關鍵原因是載振及其同僚領導無方。載振因放蕩腐化而聲名狼藉。1907年5月，他被迫辭職，理由是他自己接受了某官員的一個身價很高的歌妓，并為他的父親慶親王弄到一筆十萬兩銀子的巨額賄賂。［4］ 英國訓練出來的一個律師和外交家伍廷芳曾對商部的組織和章程有所幫助，在1903年擔任了四個月的商部左侍郎。伍廷芳為人干練正直，后來，陳壁接任了三年，而陳壁卻是個有名的貪官。

　　在1906年進行大整頓的時候，商部進行了大改組。它對鐵路、船舶、郵電的管轄權都轉給新設的郵傳部。由于這些交通通訊工業占用了當時用于開發的大部分資金（特別是外債），所以改組后并另外改名的農工商部就無職守可言了。在1907年，它想法收回管理輪船招商局的權利。但是，郵傳部則聲稱船政理應屬于它的權限。農工商部爭辯說，輪船招商局是商辦，因此得屬于它的管轄范圍。最后它們同意讓郵傳部監管招商局的運輸政策（如經營的航運路線），而讓農工商部監管它的業務經營。［5］

　　還不清楚為什么要把指導國家的近代企業的責任如此是非不分地加以劃分，使之形成兩個部。主要受益人看來就是袁世凱，他在1907—1911年期間不同程度地控制了郵傳部。因此，在盛宣懷在1911年成為郵傳部大臣之前，該部先后由袁世凱的門生陳壁、徐世昌和唐紹儀所領導；而部中一個有勢力的鐵道部門一直是由袁世凱的另一名幕僚梁士詒領導。這在中央和各省的利害關系中間不是一個簡單的沖突。1907年9月，袁世凱和張之洞都從外省任所被召回到北京任軍機大臣。中央政府這時大概想把交通通訊工業——在當時主要是鐵路——集中于一個部管轄，以便進行統一發展鐵路的新的努力。鐵路管理引起北京的特別注意——不僅因為它具有經濟和戰略上的重要性，而且因為需要借大量外債作筑路資金。［6］ 袁世凱和張之洞調任軍機處，部分原因可能是要利用他們辦鐵路的長期經驗和興趣。在1908年，張之洞又被任命為粵漢路和川漢路的督辦。不過，如果說北京曾希望抓住鐵路經營的主動權的話，那么它的策略又失敗了。無論是袁世凱或是張之洞，都無法使各省的紳士和有名望的商人就范。

　　各省的反應

　　各省巡撫對在本省設立部屬省署的新計劃抱有反感，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既然北京已無其他辦法，各省政府就用不同方式象征性地表示服從來搪塞應付。由于各部都設法把新署局強加于省一級，各省便擴展自己的機構，把它們置于北京名義上的控制之下。例如，1904年初，商部尚書載振奉旨計劃在各省建立商務局——一個嶄新的官僚機構——來為他的商部服務。各省當局的回答是，他們早已有了商務局在執行這些任務。事實上，張之洞在1896年就已第一個開始建立這樣的局來計劃近代的經濟政策，但是不久就利用它來籌集工業資本和謀取貸款。張之洞的榜樣被其他省會紛紛效法，直到商人普遍對它們表示不歡迎時才停止。在1903—1904年的某個時候，廣州和上海這兩個主要的商務局被迫關門，因為它們不受歡迎。［7］

　　1904年夏季，商部向各省的意愿屈服了。8月，各省原來所有商務局被正式指定為商部的分署，以指導各省一切工商發展事宜。每局由一個經督撫遴選的商務議員領導，但他要經商部批準和任命。商務議員應具備知府或候補道臺的官銜，他必須精通工商事務，定期上報，編制統計表，進行調查研究，以及保護當地商人和歸國僑商。他可以直接向商部打報告，但報告副本應呈送督撫衙署。［8］ 這樣一來，商部任命商務議員只是一種保全面子的辦法，各省卻擁有實權，既可以遴選他們自己推薦的候選人，又可以收到他們送給商部的報告的副本。

　　這一安排促使成立了更多的商務局。1908年末，四十四名商務議員被任命，但是商部立即發現他們不執行商部的指示。下面講幾件北京和各省省會之間行政上勾心斗角的事件，以說明商部的困境及其無能。1904年末，商部已經在奏疏中申訴說，各省選派的商務議員都沒有工商業的知識?！霸诟鞫綋嶂嘘P心民瘼，認真遴選者固不乏人，而視為例差者亦復不少?！保?］ 它請求朝廷命令總督們要更加勉力從事。這說明困難之所在。一個中央政府的部為了強迫一個不順從的省政府遵從它的指示，竟不得不求助于皇上的權力。商部的創立者們原來希望它在各省做的事能多于傳統的一些部所做的事，但不幸的是，這個新部出現時正值中央政府更加依靠各省的新財源以償還國債之際。

　　1905年夏季，商部又向清帝訴苦說，所屬商務局都不執行它的命令。雖然商部已經主動解決了對江蘇、江西、山東等省許多付不出存款的錢莊提出的破產索取權，但上海的一個案例把它基本上排除在外，使它不能插手解決，另的省份對商部的信“有閱六七月未復者，有閱四五月未復者，疊經臣等督飭，文電交催，仍復遲延?！保?0］ 以后不久，有一個人向商部的《商務官報》投稿，表示了普遍存在的沮喪情緒：商部在設法保護商人的時候卻無能為力，除非總督及其僚屬執行它的政策。［11］

　　然而，中央和各省官僚之間的這些沖突，常常非各省督撫所能控制。但是北京畢竟對所有省級正規官員仍保留了有效的任命、免職和再委派的大權。特別在清末數年，大多數巡撫事實上是由那個腐敗的慶親王精心挑選的，他們都對慶親王感恩戴德。各省許多不順從的表現，是以巡撫、長期留任的胥吏和稅吏為一方與控制經濟企業乃至稅收等公共職能的省的和地方的紳士為另一方這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造成的。這些紳士和各級小官僚——不僅僅是巡撫或他們的屬員——才是地方權力增長后的真正的受益者。［12］

　　1907年改組而成的農工商部又想控制它所屬的局（它們已改組成為農工商務局），同時把局的下屬對照部中的機構重新作了安排。1908年又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使新設的農工商務局的等級同于鹽政局和巡防局，并由正式的官員（勸業道）主持局務。根據諭旨，勸業道同時對農工商部和郵傳部負責。作為省一級的高級官員，勸業道可能不再完全由省當局挑選。到1908年年底，已任命了九名勸業道。

　　雖然這件事實看來是農工商部的勝利，但沒有證據表明在1908年以后它對各省產生了任何巨大的影響。這有幾個原因。第一，農工商部嚴重地喪失了熱情或使命感。1907年繼載振之任的新農工商部尚書是另一個宗人溥颋，他為官直到清朝覆滅時為止，一直沒有有力的政治后盾，也沒有創造力。第二，在清朝最后幾年，朝廷專心于它自己的派別斗爭，這顯然越來越導致各省高級官員把他們任職的省份視同他們利益之所在。例如，浙江人周善培從1908年10月至1911年夏季任四川省勸業道。當鐵路國有化危機爆發時，他卻反對中央政府的政策。［13］

　　最后，北京在工業上的失敗只不過是中央對各省的權力進一步減弱的部分表現而已。朝廷允許通過各省諮議局表達民意，原希望使地方紳士和紳商更多地倒向它一邊。但是結果使紳士名流和正式官僚之間已經脆弱的關系更加不正常。各省政府的權力被削弱到如此程度，以致在辛亥革命爆發時，多數巡撫只能唯紳士的馬首是瞻，或者干脆逃命了事。

　?。?］ 關于商部籌備成立的消息，在《華字日報》上經?？?，例如見1903年3月23日、5月7日、7日18日、8月8日、9月26日、10月10日、31日、11月13日以及12月30日的報道。

　?。?］ 錢實甫編：《清季新設職官年表》，第68、71頁。

　?。?］ 關于其中某些方案的報道，見《華字日報》1903年10月10日；1904年2月9日、7月6日、8月13日；1905年2月24日、5月31日；1909年10月16日、11月8日；另見《東方雜志·記載》，第6年第9期（1909年）第430頁。

　?。?］ 見沈云龍：《掌握晚清政柄之奕劻》，載于他著的《現代政治人物述評》，第2冊第73—74頁。

　?。?］ 《東方雜志·記載》，第5年第10期（1908年）第93頁。

　?。?］ 見李恩涵：《浙江紳商與北京朝廷官員關于1905—1911年收回英國蘇杭甬路權的斗爭》。

　?。?］ 張謇：《張季子九錄·政文錄》卷1第19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冊第596—597頁。

　?。?］ 《大清光緒新法令》，卷16第36—37頁。

　?。?］ 《東方雜志·商務》，第1年第11期（1904年）第119—120頁。

　?。?0］ 《東方雜志·商務》，第2年第9期（1905年）第88—90頁。

　?。?1］ 王有齡：《商部之責任》，載《商務官報》，第7期（1906年）第1—4頁。

　?。?2］ 關于對政府胥吏和地方紳士的地區、地方權力增長的分析，見劉廣京：《對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載《清華學報》，卷10第2期（1974年）第207—223頁。（中文和注解見第176—207頁。）

　?。?3］ 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